这些都是专名，具体来说，是人的名姓。这几个名字的情况各不相同，我们分别来说。

先讨论“冒顿”问题。我个人认为，要求大家读成“mòdú”是个有些矫情的要求。“冒顿”之名，传统上一般根据《史记·匈奴传》的记载，认为这是匈奴一个单于的名字。不过唐代学者张铣等人认为这是匈奴的一个尊号，意为“英雄”或“单于中的单于”，后代学者也指出了阿尔泰语系中一些单词与这个义项的关联。这里的孰是孰非我没仔细查过资料不太懂，好在它与本问题无关，我们且不管它。

《史记》本身没有对这个词进行注音。但是，在《史记》成书以后，很快便有徐广、裴骃等学者为其中的疑难字进行注音。像“冒顿”这样的一般中国人包括读书人都不熟悉的外语词，原则上讲，如果有特殊的读法，是最需要注音的。但是，这些早期的注音者都绕过了这个词。

据我所见，直到唐开元时期，著名学者司马贞在其名著《史记索隐》中，才对这个词进行了注音：“冒顿，音‘墨’，又如字。”“如字”就是按照一般最常见的读法读。这里就是说，“冒”可以读为“墨”，也可以按照一般的读法去读。

一般而言，一个词只有一个读法；外语音译词来源明确，通常更该如此。为什么“冒顿”就这么奇怪，在《史记索隐》里偏偏有两种读法呢？其实，这是由《史记索隐》的编写风格决定的。这本书本身的注释特点就是求全求备，广收异说。对于司马贞没有能力判断谁是谁非的说法，他经常会选择把不同说法都保留下来，供后代学者参考。这种写作风格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代学者保存了许多“去古未远”（当然，这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的珍贵观点以供参考。但是，如果你不了解《史记索隐》的编写特点，看到司马贞罗列的某个观点就视为他的定论，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

其实，这个“墨”的读音是很可疑的。司马贞的时代距离司马迁大约有八百年的距离，这大约相当于从南宋到现代的时间跨度。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匈奴的国家和民族相继消散，就连缺乏文字的匈奴语也消失了。那么，“冒顿”如果真的有特殊的读法，为什么徐广、裴骃等人都不知道，八百年后的司马贞偏偏知道呢？他是依据什么样的证据知道的呢？这个证据可靠吗？在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能假定这个异读是一个更可信的读法。

然而，即使是以广收异说为编写目的的《史记索隐》，也没有说“顿”的读音存在争议。我见到的资料里最早给“顿”加上特殊读音的，是元代的韵书《古今韵会举要》。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韵书，但是，它距离司马迁的时代已经隔了大约一千四百年之久。如果诸位觉得自己可能很难对已经消亡掉的隋朝外国语有超越古人的特殊了解的话，我们大概也不能默认黄公绍、熊忠一定对匈奴语有着前人所未发的精确认知。